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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了，一下子坐起来，听他讲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头让我给他点了一支烟，塞进嘴里，狠狠抽了一口，大半截烟就没有了。
他缓缓吐出烟气，眯着眼睛看着远方的山，用一种古怪的音调缓慢说起来——
现在说起来，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后生仔，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以前是当兵的，山西兵，太原参的军。在辽宁黑山训练了三个月，就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了大兴安岭。那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不好，珍宝岛随时可能会打仗。大兴安岭靠近边境线，新兵都被打发到那里，做炮灰了。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三、六、九师开进大兴安岭，作为战备，要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打通一条生命线，就是后来修建的大兴安岭到漠河的那段铁路。
我那时候被分配到铁三师直属部，负责防卫工作。后来为了配合大兴安岭深度开发樟岭到漠河的铁路，去塔河驻守了两年。
那时候，塔河连续发生了多起特务破坏事件。有特务用手榴弹炸毁了一辆“解放牌”汽车，炸死了几个人。甚至在军首长坐着火车去大兴安岭巡视时，铁路沿途曾不断升起照明弹，弄得人心惶惶，还以为苏修打过来了。
为了尽快揪出隐藏在部队里的特务，保卫科好多人被下放到当地部队、铁路勘探队，暗中搜查特务。通过排查，很快锁定了几个嫌疑人，几个有间接海外关系的铁道兵，底子不干净的工人，还有几个苏联留学回来的勘探专家。这些人都被我们用各种手段隔离、监控起来。
但是即便我们采取了那么多严厉措施，来历不明的信号弹还是源源不断从原始森林中升起。专家说，这些信号弹颜色不一，高度也不同，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义，这是在给苏修汇报铁路修建情况，好让他们可以派特工来炸掉铁路。
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拉网式排查，根据信号弹出现的位置，基本上确定，问题出自修建铁路的第一拨人员身上。他们属于修路的先头兵，主要负责地质勘探，以确定铁路修建路线等。为了调查出间谍，我受组织委派，进入了这支勘探队伍。
那时的大兴安岭，才是真真正正的原始森林，除了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极少数游猎部族外，根本没有半点人影。到处都是半间屋子那么粗的大树，老虎、豹子、黑瞎子随处可见。负责任的讲，当时那一大片原始森林，恐怕在千百年来，从来没有人进去过。里面到底有什么，存在什么危险，谁也不知道。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没有人怕，更没有人退缩。
当时修建铁路的，分为几拨人。第一拨人负责勘探，拿着指南针，扛着水准仪，勘察地形，测量路线，然后一一标记好铁路路线。第二拨是油锯手，随着测绘路线跟进，放倒沿途的大树，用推土机推出路床，给后面的修路扫清障碍。第三拨人则开始大量砍伐树木，用原木垫平道路，完成最原始的铁路路基修建。
很明显，第一批勘探队员是最危险的。为了保护这些工程师，部队专门派遣了士兵，拿着冲锋枪随身守卫。我当时就作为保护人员，混入了勘探队中。在这第一拨勘探队中，竟有一个女人，前公派留苏人员，很年轻的地质勘探专家。她姓姬，大家都叫她姬工。姬工在苏联留过学，又在勘探第一线，自然成为我的重点怀疑对象。姬工的人缘很好，身为勘探队唯一的女人（还是个美女），专家，从不搞特殊化，吃住都和工人在一起，不摆架子，做事也细致认真，让大家都很佩服。
我当时还年轻，一腔热血，满脑子都是捉敌特立功，所以几乎一刻不停地跟着姬工，监视着她。姬工作为勘探专家，经常要去第一线考察地形地貌，有时还要去大山深处，观察河流走向，岩石地貌，反正不管她去哪里，我都跟着她。那时候，原始森林里还没有路，作为千百年来也许是第一次踏入这荒蛮森林的人，我们常坐在溪水边，坐在大石头上，看着这茂盛的森林，肥沃的土地，想象着铁路开通后的情况。有时，姬工会给大家讲一些苏联留学的事情，以及一些地质勘探知识。她渊博的知识，以及高尚的品格，都让我发自内心地敬佩。
我相信，这样单纯且善良的女人，绝对不可能是敌特。
后来，我对她的这种敬佩之情，渐渐变成了爱慕。
那时候，我还年轻，对于感情也没有经验，只是怀着一种单纯的美好愿望，希望她能幸福、快乐，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知道，我只是一员小兵，她是著名的留洋专家，我们之间存在不可弥补的差距。所以这种感情，我一直深深埋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好多时候，我什么也不干，就悄悄躲在一旁，欣赏着她的样子，她微微皱起眉头，轻轻托一下眼镜框，她愉快地看着铁轨，她对着流星虔诚许愿，都让我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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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了，一下子坐起来，听他讲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头让我给他点了一支烟，塞进嘴里，狠狠抽了一口，大半截烟就没有了。
他缓缓吐出烟气，眯着眼睛看着远方的山，用一种古怪的音调缓慢说起来——
现在说起来，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后生仔，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以前是当兵的，山西兵，太原参的军。在辽宁黑山训练了三个月，就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了大兴安岭。那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不好，珍宝岛随时可能会打仗。大兴安岭靠近边境线，新兵都被打发到那里，做炮灰了。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三、六、九师开进大兴安岭，作为战备，要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打通一条生命线，就是后来修建的大兴安岭到漠河的那段铁路。
我那时候被分配到铁三师直属部，负责防卫工作。后来为了配合大兴安岭深度开发樟岭到漠河的铁路，去塔河驻守了两年。
那时候，塔河连续发生了多起特务破坏事件。有特务用手榴弹炸毁了一辆“解放牌”汽车，炸死了几个人。甚至在军首长坐着火车去大兴安岭巡视时，铁路沿途曾不断升起照明弹，弄得人心惶惶，还以为苏修打过来了。
为了尽快揪出隐藏在部队里的特务，保卫科好多人被下放到当地部队、铁路勘探队，暗中搜查特务。通过排查，很快锁定了几个嫌疑人，几个有间接海外关系的铁道兵，底子不干净的工人，还有几个苏联留学回来的勘探专家。这些人都被我们用各种手段隔离、监控起来。
但是即便我们采取了那么多严厉措施，来历不明的信号弹还是源源不断从原始森林中升起。专家说，这些信号弹颜色不一，高度也不同，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义，这是在给苏修汇报铁路修建情况，好让他们可以派特工来炸掉铁路。
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拉网式排查，根据信号弹出现的位置，基本上确定，问题出自修建铁路的第一拨人员身上。他们属于修路的先头兵，主要负责地质勘探，以确定铁路修建路线等。为了调查出间谍，我受组织委派，进入了这支勘探队伍。
那时的大兴安岭，才是真真正正的原始森林，除了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极少数游猎部族外，根本没有半点人影。到处都是半间屋子那么粗的大树，老虎、豹子、黑瞎子随处可见。负责任的讲，当时那一大片原始森林，恐怕在千百年来，从来没有人进去过。里面到底有什么，存在什么危险，谁也不知道。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没有人怕，更没有人退缩。
当时修建铁路的，分为几拨人。第一拨人负责勘探，拿着指南针，扛着水准仪，勘察地形，测量路线，然后一一标记好铁路路线。第二拨是油锯手，随着测绘路线跟进，放倒沿途的大树，用推土机推出路床，给后面的修路扫清障碍。第三拨人则开始大量砍伐树木，用原木垫平道路，完成最原始的铁路路基修建。
很明显，第一批勘探队员是最危险的。为了保护这些工程师，部队专门派遣了士兵，拿着冲锋枪随身守卫。我当时就作为保护人员，混入了勘探队中。在这第一拨勘探队中，竟有一个女人，前公派留苏人员，很年轻的地质勘探专家。她姓姬，大家都叫她姬工。姬工在苏联留过学，又在勘探第一线，自然成为我的重点怀疑对象。姬工的人缘很好，身为勘探队唯一的女人（还是个美女），专家，从不搞特殊化，吃住都和工人在一起，不摆架子，做事也细致认真，让大家都很佩服。
我当时还年轻，一腔热血，满脑子都是捉敌特立功，所以几乎一刻不停地跟着姬工，监视着她。姬工作为勘探专家，经常要去第一线考察地形地貌，有时还要去大山深处，观察河流走向，岩石地貌，反正不管她去哪里，我都跟着她。那时候，原始森林里还没有路，作为千百年来也许是第一次踏入这荒蛮森林的人，我们常坐在溪水边，坐在大石头上，看着这茂盛的森林，肥沃的土地，想象着铁路开通后的情况。有时，姬工会给大家讲一些苏联留学的事情，以及一些地质勘探知识。她渊博的知识，以及高尚的品格，都让我发自内心地敬佩。
我相信，这样单纯且善良的女人，绝对不可能是敌特。
后来，我对她的这种敬佩之情，渐渐变成了爱慕。
那时候，我还年轻，对于感情也没有经验，只是怀着一种单纯的美好愿望，希望她能幸福、快乐，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知道，我只是一员小兵，她是著名的留洋专家，我们之间存在不可弥补的差距。所以这种感情，我一直深深埋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好多时候，我什么也不干，就悄悄躲在一旁，欣赏着她的样子，她微微皱起眉头，轻轻托一下眼镜框，她愉快地看着铁轨，她对着流星虔诚许愿，都让我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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