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15章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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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依附发达国家，就越发展不了。换句话说，就是你的成功是我失败的原因，你的富裕是我贫穷的原因。
郎咸平：当然是这样子的。我举个例子，以iPhone为例，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产品设计以及渠道物流对不对？生产一个iPhone手机，苹果可以拿到360美元的价值。它旁边的硬件厂商呢，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日本、韩国，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还有美国的一部分厂商，可以拿到187美元。而我们中国大陆呢，6.54美元，这是不是叫盘剥？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这代表我们整个产业政策没有突围。如果说我们做不到像苹果一样，那可不可以像日本、韩国一样呢？而且我们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就是台湾，为什么大陆做不到？这点值得我们思考。因此这个“依附论”本身，我认为它是具有现实残酷意义的，如果摆脱不了这个理论、这个诅咒的话，你就要回到非洲，回到拉美，就是这么简单。
王牧笛：其实亚洲“四小龙”的奇迹，曾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一度以为摆脱了“依附论”，以为“依附论”是一个伪命题，但后来发现这还是历史的宿命。
闫肖锋：这个“依附论”，在中美关系上真正是很残酷地应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负责创新，我负责生产，我生产完以后挣那一点加工费，生产出这个所谓的“Made in China”，然后再去买你的美债，你再消费，然后再给我们一个什么订单，我们再来做，然后把钱又拿去买你的美债。这不就是“依附论”吗？这样下来，我们就越来越没有创新。
郎咸平：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印度学者巴格瓦提写了一篇关于“依附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讲座教授。他写的什么呢，“依附论”换成经济学用语叫什么？叫做“悲惨性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生产的不是核心的“苹果”，也不是外围的硬件，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所生产的，你如果是在更外围的话呢，你的附加价值将非常低，仅仅就是赚点血汗钱。最后的结果是，你越发展就越悲惨，这就叫做“悲惨性的增长”。
闫肖锋：“悲惨性的增长”最后落实到人群，就是这些苦命的80后，他们担负着时代的重任。但现在要求他们去创业，去创新的时候呢，却发现他们已经被所有的规则给限定死了。
王牧笛：我们的上一代人，这个60后、70后，不管怎么样，GDP的蛋糕还在不断地做大，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创新，创造财富的传奇或者个人创业的神话。但我们80后呢？同样有理想，但要实现理想的成本却居高不下。
郎咸平：你只能做个小白领。
闫肖锋：所以现在80后的主流是回归体制，就是去体制里面找一个饭碗，或者跟国有企业捆绑，再去做一些小订单，所以真的是奋斗不起，没办法。很多人谴责80后没有奋斗精神，实际上是社会没有给他们创业和创新的机会。
王牧笛：所以当时激进的“依附论”者，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叫“脱钩”。这也是当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一种姿态。
郎咸平：我跟你讲，根本脱不了。
王牧笛：后来我们发现，既然世界是一家，既然要全球化，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那我们选择融入，选择跟资本主义打交道。但问题在于，无数的事实和无数的故事告诉我们，迄今为止，在教授刚才聊的那几个成功的案例中，日本跟中国台湾地区是因为离美国太近，但除此之外，韩国也成功了。现在很多学者探讨说，韩国1992年时的历史处境，跟2011年中国的历史处境是很像的，当时韩国也是经历了10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之后，到了一个转折期，但是那个坎儿它也越过了。
郎咸平：但是你要晓得，韩国还不如我们山东省大，可是人家却有那么多的大公司，有三星，有现代，有LG等。那我请问你，我们中国有这种公司吗？如果我们每个省都能够像韩国一样，有这么多大型国际企业的话，我们中国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真的是超英赶美啊！
闫肖锋：有是有，我们进世界500强的很多。
王牧笛：我们有“盈利王”中石油。所以我们这一路学理性的思考聊下来，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有的时候低增长但是高福利，或者说是低成本、高发展不好吗？
闫肖锋：不管说是低增长也好，技术革命也好，当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作出抉择，去调整？
郎咸平：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
闫肖锋：对，所以我要引述一篇文章，是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在2009年写的，叫《来自2049年的一封信》，这在当时相当于是一个时代的预言，他预测说到2015—2017年的时候，国进民退已经到了极端，所有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是国企垄断，全民将进入一个产业进步毫无动力的状态，股市将在2018—2020年的时候有一次深度的调整，这个时候人们才反应过来说，我们要把原来改革开放前那股冲劲重新找回来，全民又开始有一次大讨论，又开始解放思想，民进国退。他那个预言最后写到，到了2049年，我们终于从那个坑里头爬出来了。
郎咸平：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现在就是一个转型的时刻，我们政府也应该有这种大智慧，有这种前瞻性，今天就是脱离“依附论”的时候了。
王牧笛：就是说历史的关键节点或者十字路口不多，我们当下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刚才陈志武讲的，那是一个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了，像马尔克斯那种，“未来写给现在的一封信”。那我不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若干年之后，我和郎教授、肖锋兄，在某一个角落喝着咖啡，想起若干年之前的那个下午，我们在广东卫视的演播室里的这场谈话，依然会唏嘘不已。
；越依附发达国家，就越发展不了。换句话说，就是你的成功是我失败的原因，你的富裕是我贫穷的原因。
郎咸平：当然是这样子的。我举个例子，以iPhone为例，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产品设计以及渠道物流对不对？生产一个iPhone手机，苹果可以拿到360美元的价值。它旁边的硬件厂商呢，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日本、韩国，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还有美国的一部分厂商，可以拿到187美元。而我们中国大陆呢，6.54美元，这是不是叫盘剥？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这代表我们整个产业政策没有突围。如果说我们做不到像苹果一样，那可不可以像日本、韩国一样呢？而且我们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就是台湾，为什么大陆做不到？这点值得我们思考。因此这个“依附论”本身，我认为它是具有现实残酷意义的，如果摆脱不了这个理论、这个诅咒的话，你就要回到非洲，回到拉美，就是这么简单。
王牧笛：其实亚洲“四小龙”的奇迹，曾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一度以为摆脱了“依附论”，以为“依附论”是一个伪命题，但后来发现这还是历史的宿命。
闫肖锋：这个“依附论”，在中美关系上真正是很残酷地应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负责创新，我负责生产，我生产完以后挣那一点加工费，生产出这个所谓的“Made in China”，然后再去买你的美债，你再消费，然后再给我们一个什么订单，我们再来做，然后把钱又拿去买你的美债。这不就是“依附论”吗？这样下来，我们就越来越没有创新。
郎咸平：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印度学者巴格瓦提写了一篇关于“依附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讲座教授。他写的什么呢，“依附论”换成经济学用语叫什么？叫做“悲惨性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生产的不是核心的“苹果”，也不是外围的硬件，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所生产的，你如果是在更外围的话呢，你的附加价值将非常低，仅仅就是赚点血汗钱。最后的结果是，你越发展就越悲惨，这就叫做“悲惨性的增长”。
闫肖锋：“悲惨性的增长”最后落实到人群，就是这些苦命的80后，他们担负着时代的重任。但现在要求他们去创业，去创新的时候呢，却发现他们已经被所有的规则给限定死了。
王牧笛：我们的上一代人，这个60后、70后，不管怎么样，GDP的蛋糕还在不断地做大，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创新，创造财富的传奇或者个人创业的神话。但我们80后呢？同样有理想，但要实现理想的成本却居高不下。
郎咸平：你只能做个小白领。
闫肖锋：所以现在80后的主流是回归体制，就是去体制里面找一个饭碗，或者跟国有企业捆绑，再去做一些小订单，所以真的是奋斗不起，没办法。很多人谴责80后没有奋斗精神，实际上是社会没有给他们创业和创新的机会。
王牧笛：所以当时激进的“依附论”者，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叫“脱钩”。这也是当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一种姿态。
郎咸平：我跟你讲，根本脱不了。
王牧笛：后来我们发现，既然世界是一家，既然要全球化，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那我们选择融入，选择跟资本主义打交道。但问题在于，无数的事实和无数的故事告诉我们，迄今为止，在教授刚才聊的那几个成功的案例中，日本跟中国台湾地区是因为离美国太近，但除此之外，韩国也成功了。现在很多学者探讨说，韩国1992年时的历史处境，跟2011年中国的历史处境是很像的，当时韩国也是经历了10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之后，到了一个转折期，但是那个坎儿它也越过了。
郎咸平：但是你要晓得，韩国还不如我们山东省大，可是人家却有那么多的大公司，有三星，有现代，有LG等。那我请问你，我们中国有这种公司吗？如果我们每个省都能够像韩国一样，有这么多大型国际企业的话，我们中国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真的是超英赶美啊！
闫肖锋：有是有，我们进世界500强的很多。
王牧笛：我们有“盈利王”中石油。所以我们这一路学理性的思考聊下来，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有的时候低增长但是高福利，或者说是低成本、高发展不好吗？
闫肖锋：不管说是低增长也好，技术革命也好，当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作出抉择，去调整？
郎咸平：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
闫肖锋：对，所以我要引述一篇文章，是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在2009年写的，叫《来自2049年的一封信》，这在当时相当于是一个时代的预言，他预测说到2015—2017年的时候，国进民退已经到了极端，所有吃喝拉撒睡基本都是国企垄断，全民将进入一个产业进步毫无动力的状态，股市将在2018—2020年的时候有一次深度的调整，这个时候人们才反应过来说，我们要把原来改革开放前那股冲劲重新找回来，全民又开始有一次大讨论，又开始解放思想，民进国退。他那个预言最后写到，到了2049年，我们终于从那个坑里头爬出来了。
郎咸平：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现在就是一个转型的时刻，我们政府也应该有这种大智慧，有这种前瞻性，今天就是脱离“依附论”的时候了。
王牧笛：就是说历史的关键节点或者十字路口不多，我们当下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刚才陈志武讲的，那是一个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了，像马尔克斯那种，“未来写给现在的一封信”。那我不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若干年之后，我和郎教授、肖锋兄，在某一个角落喝着咖啡，想起若干年之前的那个下午，我们在广东卫视的演播室里的这场谈话，依然会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