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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的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相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簿。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簿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簿？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簿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俐齿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 -->>
“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的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相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簿。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簿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簿？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簿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俐齿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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