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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键脸膛黑红，像是贮存了足够日月精华的成熟高梁，脑袋和肩膀特别亲近，似乎要联合起来兼并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肚子滚圆，军用皮带发下来，往外再钻两个眼才能使用。“如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好，我至少一米七二以上”，他这样评价自己一米六八的身高。“假如不是改革开放，我也不会这样福态”，这是他对自己八十六公斤体重的结论。别看他样子笨拙，可走起路来两条短腿紧着倒腾，像一辆快速移动的坦克。
任键什么饭都吃得饱，不管冷热晕素，风卷残云，五分钟结束战斗；什么觉都睡得香，不论白天晚上，只要身体放倒，十秒钟能打响呼噜。当然，他还是个什么工作都干得好的人，否则，也当不了后勤分部的副部长，
有人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北京的司长比司机肯定要少，处长也肯定没有处女多，但是被称为“部长”的可是大有人在。小卖部的“部长”和营业部的“部长”不算，有实实在在职务的部长在人群里也是一抓一大把。
任健这个部长不大也不小——副师大校，在普通老百姓眼里，那是个“大官”，在驻在北京市的部队统率机关和军兵种总部里，他不过是个一般干部。
如果不穿军衣，你看不出任健是个师职干部，用他老伴的话讲“俺家老任就没有人家领导干部的那个气质，不打扮像个村委会主任，打扮了像个农民企业家。”几十年的军旅生活，可能是与以前的工作性质有关，并没有改变他不修边幅的习惯，经常不是鞋带没系好，就是风纪扣没扣上，别看他工作中得过很多奖励，在军人风纪方面却挨过不少批评。
他档案袋里的两个二等功和十多个三等功，大部分是在工程部队施工时立下的，每一个军功章里都隐含着他一段非凡的经历或一个感人的故事。他当班长时，所在部队在祖国的大西北执行任务。一次冬季拉练，其他班都有数量不等的战士程度不同的冻伤，惟独他们班的战士全都安然无恙。原来，他在行军前就学了一些防冻保温的常识，比如让战士们在脑袋上围一条干毛巾，护住耳朵、鼻子。休息时和战士们用雪堆一堵挡风的墙，大家围坐在一起，让别人把脱掉鞋子的双脚伸进他的皮大衣中取暧。在老百姓家里的土炕上睡觉时，他把战士们分成两人一组，垫两个褥子，盖两床被子，一个被窝两头睡人。那一年，他立了第一个三等功；他当连长时，工程团已调到南方丛林山地施工，湿热的天气使整天在山洞里作业的许多战士出现了“烂裆”，就是下身裆部皮肤红肿、糜烂，奇痒无比，战士的身体和工程的进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而他当连长的那个连队，没有一个烂裆的，原因是施工时他不让战士们穿裤头，只在腰里系一块白布或一条毛巾，并定时让他们轮流对下身冲洗、通风，尽管经常发生“前边露杆子，后边露眼子”的现象，但战士们身体都很好，个个像小老虎一样，月月超额完成工程计划。
在工程部队工作很累，生活很苦，危险性也很大，任键和战友们背诵得最多的两条“最高指示”，一条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队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条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往往一项大的工程峻工，就伴随着一座烈士陵园的形成。完成任务和少死人，是任键当时的最大愿望。有一次，为了赶进度、争第一，他抱着风钻不松手，三天两夜没出山洞，最后晕倒在石碴上。他的前妻是家乡人民公社的一名话务员，成年见不到丈夫的面、成月收不到丈夫的信，孤独和寂寞纵容她在接受一个副社长生活上关心的同时，也接受了他感情上的慰藉。任健在家乡人民公社工作的一个好朋友毅然给任健写信，反映了他妻子的种种不端。年轻气盛的任键承受不了别人的风言风语，毅然与妻子离了婚，一岁半的儿子断给了妻子抚养。
任健的家人后来告诉任健，他的前妻性格开朗，并不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风流放荡，朋友最终的目的是想以“破坏军婚”的罪名报复那位副社长，因为副社长是他多年的宿敌。
离婚之后，任健才开始啜饮“后悔”这剂人间最苦的药液。
离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任键思念儿子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拼命干活以排遣愁绪，有时候他真希望一块石头掉下来，砸中自己的脑袋，一了百了。死神似乎忘记了他，尽管山洞里每个月都有人走着进去，躺着出来，而他只是身上多了几块伤疤。
与前妻离婚后的第二年，他与驻地附近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也就是现在的老伴严萍结了婚，并且当年播种当年结果，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严萍为他生了个女儿。
离婚后远嫁他乡的前妻拒绝了他给儿子的抚养费，并不让他再见儿子，任健把全部的父爱都给了女儿。
任键没有想到自己能活着离开工程部队，也没有想到自己能由山区到大城市工作，更没有想到自己能当上后勤分部的副部长。在工程部队工作了十多年之后，他从副团长的位置上被调进北京，当了某后勤分部的副参谋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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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键脸膛黑红，像是贮存了足够日月精华的成熟高梁，脑袋和肩膀特别亲近，似乎要联合起来兼并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肚子滚圆，军用皮带发下来，往外再钻两个眼才能使用。“如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好，我至少一米七二以上”，他这样评价自己一米六八的身高。“假如不是改革开放，我也不会这样福态”，这是他对自己八十六公斤体重的结论。别看他样子笨拙，可走起路来两条短腿紧着倒腾，像一辆快速移动的坦克。
任键什么饭都吃得饱，不管冷热晕素，风卷残云，五分钟结束战斗；什么觉都睡得香，不论白天晚上，只要身体放倒，十秒钟能打响呼噜。当然，他还是个什么工作都干得好的人，否则，也当不了后勤分部的副部长，
有人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北京的司长比司机肯定要少，处长也肯定没有处女多，但是被称为“部长”的可是大有人在。小卖部的“部长”和营业部的“部长”不算，有实实在在职务的部长在人群里也是一抓一大把。
任健这个部长不大也不小——副师大校，在普通老百姓眼里，那是个“大官”，在驻在北京市的部队统率机关和军兵种总部里，他不过是个一般干部。
如果不穿军衣，你看不出任健是个师职干部，用他老伴的话讲“俺家老任就没有人家领导干部的那个气质，不打扮像个村委会主任，打扮了像个农民企业家。”几十年的军旅生活，可能是与以前的工作性质有关，并没有改变他不修边幅的习惯，经常不是鞋带没系好，就是风纪扣没扣上，别看他工作中得过很多奖励，在军人风纪方面却挨过不少批评。
他档案袋里的两个二等功和十多个三等功，大部分是在工程部队施工时立下的，每一个军功章里都隐含着他一段非凡的经历或一个感人的故事。他当班长时，所在部队在祖国的大西北执行任务。一次冬季拉练，其他班都有数量不等的战士程度不同的冻伤，惟独他们班的战士全都安然无恙。原来，他在行军前就学了一些防冻保温的常识，比如让战士们在脑袋上围一条干毛巾，护住耳朵、鼻子。休息时和战士们用雪堆一堵挡风的墙，大家围坐在一起，让别人把脱掉鞋子的双脚伸进他的皮大衣中取暧。在老百姓家里的土炕上睡觉时，他把战士们分成两人一组，垫两个褥子，盖两床被子，一个被窝两头睡人。那一年，他立了第一个三等功；他当连长时，工程团已调到南方丛林山地施工，湿热的天气使整天在山洞里作业的许多战士出现了“烂裆”，就是下身裆部皮肤红肿、糜烂，奇痒无比，战士的身体和工程的进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而他当连长的那个连队，没有一个烂裆的，原因是施工时他不让战士们穿裤头，只在腰里系一块白布或一条毛巾，并定时让他们轮流对下身冲洗、通风，尽管经常发生“前边露杆子，后边露眼子”的现象，但战士们身体都很好，个个像小老虎一样，月月超额完成工程计划。
在工程部队工作很累，生活很苦，危险性也很大，任键和战友们背诵得最多的两条“最高指示”，一条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队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条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往往一项大的工程峻工，就伴随着一座烈士陵园的形成。完成任务和少死人，是任键当时的最大愿望。有一次，为了赶进度、争第一，他抱着风钻不松手，三天两夜没出山洞，最后晕倒在石碴上。他的前妻是家乡人民公社的一名话务员，成年见不到丈夫的面、成月收不到丈夫的信，孤独和寂寞纵容她在接受一个副社长生活上关心的同时，也接受了他感情上的慰藉。任健在家乡人民公社工作的一个好朋友毅然给任健写信，反映了他妻子的种种不端。年轻气盛的任键承受不了别人的风言风语，毅然与妻子离了婚，一岁半的儿子断给了妻子抚养。
任健的家人后来告诉任健，他的前妻性格开朗，并不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风流放荡，朋友最终的目的是想以“破坏军婚”的罪名报复那位副社长，因为副社长是他多年的宿敌。
离婚之后，任健才开始啜饮“后悔”这剂人间最苦的药液。
离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任键思念儿子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拼命干活以排遣愁绪，有时候他真希望一块石头掉下来，砸中自己的脑袋，一了百了。死神似乎忘记了他，尽管山洞里每个月都有人走着进去，躺着出来，而他只是身上多了几块伤疤。
与前妻离婚后的第二年，他与驻地附近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也就是现在的老伴严萍结了婚，并且当年播种当年结果，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严萍为他生了个女儿。
离婚后远嫁他乡的前妻拒绝了他给儿子的抚养费，并不让他再见儿子，任健把全部的父爱都给了女儿。
任键没有想到自己能活着离开工程部队，也没有想到自己能由山区到大城市工作，更没有想到自己能当上后勤分部的副部长。在工程部队工作了十多年之后，他从副团长的位置上被调进北京，当了某后勤分部的副参谋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