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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b>译文</b>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 -->>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b>译文</b>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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