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5章近现代哲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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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就是实在。第二，经验具有客观的因素，因为认识主体不可能凭空得到经验，它必须经验着什么。同时它又具有主观的因素，因为即使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只要它与主观不发生关系，就没有被经验着，就没有意义，就不能称为“实在”。第三，实用主义将实在归为经验，又将实在的意义归为实际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第四，经验不单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实用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真理观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的意义就在于效用，效用既是真理的本质，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适认为，真理首先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一种主观意识的状态。真理不是永远不变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真理也是一种经验。第二，真理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是效用。
实用主义方法论
实用主义者是特别重视方法问题的。他们宣称，他们之所以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们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方法。
胡适在《实验主义》一书中，介绍了杜威的“五步法”：①疑难的境地；②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③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④把每种假定所含的结果想出来，看看哪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⑤证实这种解决使人相信，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相信。
胡适将杜威的“五步法”缩为两步，即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所谓“大胆的假设”，即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胡适提出的这种方法，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梁漱溟（888），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朝话》《漱溟卅前文录》《漱溟卅后文录》等。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在哲学上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观点，融合孔子孟子和王守仁的哲学，在本体论方面认为只有与“已成的我”相对立的“现在的我”（心精神）才是真实的存在。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三量说”的认识方法和人生观
梁漱溟认为：“一切知识无外现比非量。”他从唯识宗的三种认识方法现量比量非量来指代人类认识中的感觉理智和直觉。从这三种方法出发，形成三种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人生所遇到的问题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第二种是人同其他人的关系问题。第三种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即人人都要遇到死亡的问题。在人类初级阶段，人以理智的方法来征服自然，获得生存条件。在第二阶段，人利用建立在良知（直觉）上的道德，建立起人类社会的准则。而在第三阶段，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上，只有用唯识宗的“现量”（感觉）的方法，才能认识人生真相。在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中，人类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三路向的文化哲学
西方文化“遇到问题向前下手”，是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方式。中国文化在遇到问题时是“转换的自己的态度，就在这个境地上求解决”的方式。印度文化“遇到问题反身向后要求取消这个问题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路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人类现在应该发展中国文化，而印度文化的复兴则在中国文化之后，距现今社会还早得很。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金岳霖（88），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
金岳霖于年入北京清华学堂，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年回国，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7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8年0月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0岁。
金岳霖一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张申府曾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三个第一”，即“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起现代逻辑学的人”，“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金岳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
《论道》中的本体论思想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他在书中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或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知识论》中的认识论思想
《知识论》是关于知识的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知识论》肯定现实世界是独立于人和任何认识者的，又是可以认识的。因为每一类认识者都有正常的感觉知觉，都可以用感觉知觉去接受外界事物呈现在认识者面前的所与，并从所与的殊相中抽象出共相，以形成意念。意念和概念同时具有摹状和规范两种性质，用意念和概念去摹状和规范所与的结果就是经验。外界事物呈现于不同种类的认识者的所与是可以不同的，但意念和概念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是各类认识者共同的。本然世界是可以通过意念概念来认识的。
《知识论》一书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它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技术性很高的哲学专著，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友兰（80），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冯友兰的墓碑上写着“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合编为《三松堂全集》。“六书”就是《新理学》《新知学》《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统称“贞元六书”。
冯友兰称自己的哲学为“新理学”，认为它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这其中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创新性。它所“新”的地方在于，借鉴了西方新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将宋代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儒家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四境界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的问题，既是一个“觉解”的问题，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觉解”。按照觉解程度和意义的不同，冯友兰将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其行为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其行为是“为利”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行义”的；天地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据说，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天，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有兰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新理学的四个观念
在《新理学》中，冯友兰依据逻辑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形上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四个主要观念：
①“理”。“理”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形成的根据和普遍规则，即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和规则，一物有一物的道理，没有道理就没有事物。
②“气”。“气”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抽象意义上的材料，即任何事物如没有材料，则其依据和规则便没有运用的对象，没有客观的材料道理便没有载体，道理也就不能展现。
③“道体”。“道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动或生命状态，材料与道理之结合必然表现为运动或生命状态，否则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依存和证明。
④“大全”。“大全”是一个逻辑的“宇宙”，即一切材料必然依照一切道理而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和过程，这是对宇宙万物的总概括，可以称为“一”或“存在”。
冯友兰认为，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
新理学的方法论
《新知言》是专门讲哲学方法论的。他认为：“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也就是说“正底方法是从正面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从侧面讲形上学。”
贺麟（0），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自昭，四川成都金堂人。
贺麟8岁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年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获学士学位；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贺麟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从中西会通的文化立场出发，把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创立了现代儒家“新心学”思想体系。他还明确主张吸收基督教精神来促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早在0世纪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是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
主体逻辑心
贺麟认为心即实在。他说：“心与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同时他又认为：“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逻辑意义的心即理。”理性是心的本性，如利为刃之本性与聪为耳之本性。另一方面感觉情欲是形而下的心理生理意义的心，为心之偶性。两者的关系是“心统性情”“心体物用”。
直觉与理智
贺麟试图将直觉与理智两种认识方法统一。他认为，从先理智的直觉，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附于经验的直觉”开始，经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到最后的后理智的直觉，形成了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理学所提出的以理智向外探究，其目的正是在于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样向内反省回复本心也就是了解物理。这两种方法“其结果亦归于达到心与理合一，个人与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他将感性直觉上升到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再上升到超理智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又包括内省与外究两种，并且力图将反求本心与由外物至形上本体相融合起来。
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对知和行，贺麟作出了定义。他认为所谓知即人们的意识活动；所谓行，即人们的生理活动。知可分为显知和隐知，行可分为显行和隐行。他认为，显知与隐知显行与隐行“只有量的程序或等级的差别，而无根本的不同或性质的不同”。他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说”，他说：“任何一种行为皆含有意识作用，任何一种知识，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行，永远同时发动，永远是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此种的知行合一观，我们称之为‘普遍的知行合一论’，亦可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洪秀全塑像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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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身死之谜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死于服毒自杀。洪秀全去世时，李秀成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应该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根据上述资料，大多数史家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观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堪称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不仅从器物文化层次发展到了制度文化层次，而且已经临近思想文化的核心层次了，并成为吹响近代社会思潮转型最为响亮的战斗号角。
◆严复像
◆严复《天演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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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为何走向保守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晚年的严复开始对文化有了一种反省，反省对于西方文化不作分析就囫囵吞枣，反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弃如敝履。而这期间，正好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的文明灾祸，给了严复强烈的刺激，开始回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从而开始了向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在经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难之后，这种回归的引力愈来越强，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后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也就是说，晚年严复思想的演变，是由积极的启蒙救亡论者，转化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康有为的唯心主义哲学
康有为在早期对以程朱学派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对当时社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改良派中许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康有为旧照
◆康有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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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被谁毒死
康有为堪称“美食家”。1927年3月18日晚上，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附近一家粤菜馆吃饭。饭后，他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不久，突然感到腹疼难忍，当晚呕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时30分，他在卧室里“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康有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究竟是什么人下的毒呢？一种说法来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第三种说法是日本人下的毒。但三种说法均查无实据。
然而，据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发现，海鲜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而橙汁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如果二者同食，人体内就会产生砷，就是人们常说的砒霜，引起中毒。这会不会是康有为之死的真正原因呢？
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仁学》的启蒙精神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及其《仁学》的鼓舞而走上砸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道路的。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谭嗣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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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伪造家书救父
谭嗣同知道清政府一贯厉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连法，想到自己被捕后即将累及70多岁的父亲，他心如刀割，于是模拟父亲的笔迹伪造了一封家书：
复生：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予以不信，愿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清兵冲进浏阳会馆来抓谭嗣同时，还四处搜寻“罪证”。当谭嗣同看到书桌里的那封伪造的家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个太监手里时，他想：这下父亲有救了。
◆谭嗣同书法
章太炎前期唯物后期唯心
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章太炎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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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以革命热情对待治学
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他就在钱粮胡同19号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章太炎不以为是，就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的人近五百，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哲学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后来的革命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同盟会革命纲领
◆孙中山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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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一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逝世，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还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即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国父”的地位。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和新民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的重镇，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旧照
◆梁启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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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博大胸怀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三年后，梁启超因此病离世。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
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
◆熊十力像
◆熊十力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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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拒客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佛学时，一个人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座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
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笑什么呢？笑他的啰嗦，笑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书呆子气。熊十力主动把自己同人事繁杂诱惑多多的世俗生活拉开距离，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宁静的空间，在孤独中静下心来，专注于内心灵魂的丰实和净化，专注于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扬弃，专注于精神产品的孕育和创造。
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人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最初范型。这一范型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胡适
◆新文化运动浮雕
新儒学和梁漱溟哲学思想
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像
◆梁漱溟的书法
金岳霖的哲学世界
金岳霖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它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晚年的金岳霖
◆金岳霖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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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的《知识论》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金岳霖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金岳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就走。等到他想起来并返回去时，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金岳霖还是重写了。《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的新理学通过融合中西，吸取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和柏拉图主义，运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承接程朱理学，并对其加以改造，建构新理学思想体系，创新发展了程朱理学，在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生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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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六书”名称的来源
之所以叫“贞元六书”，是因为这六本书是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时期写成的，其用意是危机时刻对民族复兴的期待，是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以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贞元”二字颇能传神。元亨利贞，本是中国古人用以意指春夏秋冬四季及与之相关的四种道德价值取向，“贞下起元”者，是严冬过去必有阳春的意思，正是对于中华民族艰苦的抗战充满信心，冯友兰才以哲学家独有的方式将自己的著作看成民族精神动员的一种形式，自命为“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六书”不仅旨在表达中国人的哲学逻辑，更重要的是还蕴涵着中国人深切的民族情怀。
贺麟和他的新心学
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贺麟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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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的抉择
1949年，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但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后来，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经验就是实在。第二，经验具有客观的因素，因为认识主体不可能凭空得到经验，它必须经验着什么。同时它又具有主观的因素，因为即使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只要它与主观不发生关系，就没有被经验着，就没有意义，就不能称为“实在”。第三，实用主义将实在归为经验，又将实在的意义归为实际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第四，经验不单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实用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真理观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的意义就在于效用，效用既是真理的本质，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适认为，真理首先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一种主观意识的状态。真理不是永远不变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真理也是一种经验。第二，真理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是效用。
实用主义方法论
实用主义者是特别重视方法问题的。他们宣称，他们之所以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们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方法。
胡适在《实验主义》一书中，介绍了杜威的“五步法”：①疑难的境地；②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③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④把每种假定所含的结果想出来，看看哪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⑤证实这种解决使人相信，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相信。
胡适将杜威的“五步法”缩为两步，即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所谓“大胆的假设”，即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胡适提出的这种方法，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梁漱溟（888），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朝话》《漱溟卅前文录》《漱溟卅后文录》等。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在哲学上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观点，融合孔子孟子和王守仁的哲学，在本体论方面认为只有与“已成的我”相对立的“现在的我”（心精神）才是真实的存在。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三量说”的认识方法和人生观
梁漱溟认为：“一切知识无外现比非量。”他从唯识宗的三种认识方法现量比量非量来指代人类认识中的感觉理智和直觉。从这三种方法出发，形成三种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人生所遇到的问题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第二种是人同其他人的关系问题。第三种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即人人都要遇到死亡的问题。在人类初级阶段，人以理智的方法来征服自然，获得生存条件。在第二阶段，人利用建立在良知（直觉）上的道德，建立起人类社会的准则。而在第三阶段，在面对死亡的问题上，只有用唯识宗的“现量”（感觉）的方法，才能认识人生真相。在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中，人类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三路向的文化哲学
西方文化“遇到问题向前下手”，是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方式。中国文化在遇到问题时是“转换的自己的态度，就在这个境地上求解决”的方式。印度文化“遇到问题反身向后要求取消这个问题以求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路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人类现在应该发展中国文化，而印度文化的复兴则在中国文化之后，距现今社会还早得很。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金岳霖（88），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
金岳霖于年入北京清华学堂，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年回国，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7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8年0月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0岁。
金岳霖一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张申府曾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三个第一”，即“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起现代逻辑学的人”，“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金岳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
《论道》中的本体论思想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他在书中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或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知识论》中的认识论思想
《知识论》是关于知识的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知识论》肯定现实世界是独立于人和任何认识者的，又是可以认识的。因为每一类认识者都有正常的感觉知觉，都可以用感觉知觉去接受外界事物呈现在认识者面前的所与，并从所与的殊相中抽象出共相，以形成意念。意念和概念同时具有摹状和规范两种性质，用意念和概念去摹状和规范所与的结果就是经验。外界事物呈现于不同种类的认识者的所与是可以不同的，但意念和概念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是各类认识者共同的。本然世界是可以通过意念概念来认识的。
《知识论》一书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它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技术性很高的哲学专著，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友兰（80），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冯友兰的墓碑上写着“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合编为《三松堂全集》。“六书”就是《新理学》《新知学》《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统称“贞元六书”。
冯友兰称自己的哲学为“新理学”，认为它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这其中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创新性。它所“新”的地方在于，借鉴了西方新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将宋代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儒家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四境界
冯友兰认为，人生境界的问题，既是一个“觉解”的问题，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觉解”。按照觉解程度和意义的不同，冯友兰将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其行为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其行为是“为利”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行义”的；天地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据说，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天，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有兰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新理学的四个观念
在《新理学》中，冯友兰依据逻辑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形上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四个主要观念：
①“理”。“理”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形成的根据和普遍规则，即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和规则，一物有一物的道理，没有道理就没有事物。
②“气”。“气”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抽象意义上的材料，即任何事物如没有材料，则其依据和规则便没有运用的对象，没有客观的材料道理便没有载体，道理也就不能展现。
③“道体”。“道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动或生命状态，材料与道理之结合必然表现为运动或生命状态，否则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依存和证明。
④“大全”。“大全”是一个逻辑的“宇宙”，即一切材料必然依照一切道理而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和过程，这是对宇宙万物的总概括，可以称为“一”或“存在”。
冯友兰认为，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
新理学的方法论
《新知言》是专门讲哲学方法论的。他认为：“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也就是说“正底方法是从正面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从侧面讲形上学。”
贺麟（0），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自昭，四川成都金堂人。
贺麟8岁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年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获学士学位；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贺麟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从中西会通的文化立场出发，把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创立了现代儒家“新心学”思想体系。他还明确主张吸收基督教精神来促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早在0世纪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是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
主体逻辑心
贺麟认为心即实在。他说：“心与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同时他又认为：“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逻辑意义的心即理。”理性是心的本性，如利为刃之本性与聪为耳之本性。另一方面感觉情欲是形而下的心理生理意义的心，为心之偶性。两者的关系是“心统性情”“心体物用”。
直觉与理智
贺麟试图将直觉与理智两种认识方法统一。他认为，从先理智的直觉，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附于经验的直觉”开始，经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到最后的后理智的直觉，形成了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理学所提出的以理智向外探究，其目的正是在于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样向内反省回复本心也就是了解物理。这两种方法“其结果亦归于达到心与理合一，个人与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他将感性直觉上升到形式逻辑和矛盾思辨，再上升到超理智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又包括内省与外究两种，并且力图将反求本心与由外物至形上本体相融合起来。
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对知和行，贺麟作出了定义。他认为所谓知即人们的意识活动；所谓行，即人们的生理活动。知可分为显知和隐知，行可分为显行和隐行。他认为，显知与隐知显行与隐行“只有量的程序或等级的差别，而无根本的不同或性质的不同”。他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说”，他说：“任何一种行为皆含有意识作用，任何一种知识，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行，永远同时发动，永远是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此种的知行合一观，我们称之为‘普遍的知行合一论’，亦可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
◆洪秀全塑像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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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身死之谜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死于服毒自杀。洪秀全去世时，李秀成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应该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根据上述资料，大多数史家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观
严复引进的天演哲学，堪称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不仅从器物文化层次发展到了制度文化层次，而且已经临近思想文化的核心层次了，并成为吹响近代社会思潮转型最为响亮的战斗号角。
◆严复像
◆严复《天演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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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为何走向保守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晚年的严复开始对文化有了一种反省，反省对于西方文化不作分析就囫囵吞枣，反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弃如敝履。而这期间，正好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的文明灾祸，给了严复强烈的刺激，开始回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从而开始了向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在经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难之后，这种回归的引力愈来越强，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后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也就是说，晚年严复思想的演变，是由积极的启蒙救亡论者，转化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康有为的唯心主义哲学
康有为在早期对以程朱学派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对当时社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改良派中许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康有为旧照
◆康有为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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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被谁毒死
康有为堪称“美食家”。1927年3月18日晚上，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附近一家粤菜馆吃饭。饭后，他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不久，突然感到腹疼难忍，当晚呕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时30分，他在卧室里“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康有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究竟是什么人下的毒呢？一种说法来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第三种说法是日本人下的毒。但三种说法均查无实据。
然而，据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发现，海鲜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而橙汁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如果二者同食，人体内就会产生砷，就是人们常说的砒霜，引起中毒。这会不会是康有为之死的真正原因呢？
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仁学》的启蒙精神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及其《仁学》的鼓舞而走上砸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道路的。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谭嗣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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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伪造家书救父
谭嗣同知道清政府一贯厉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连法，想到自己被捕后即将累及70多岁的父亲，他心如刀割，于是模拟父亲的笔迹伪造了一封家书：
复生：你大逆不道，屡违父训妄言维新狂行变法有悖国法家规，故而断绝父子情缘。倘若予以不信，愿此信作为凭证，尔后逆子伏法量刑，皆与吾无关。
清兵冲进浏阳会馆来抓谭嗣同时，还四处搜寻“罪证”。当谭嗣同看到书桌里的那封伪造的家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个太监手里时，他想：这下父亲有救了。
◆谭嗣同书法
章太炎前期唯物后期唯心
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章太炎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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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以革命热情对待治学
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他就在钱粮胡同19号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章太炎不以为是，就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的人近五百，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哲学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后来的革命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同盟会革命纲领
◆孙中山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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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一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逝世，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还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即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国父”的地位。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和新民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的重镇，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旧照
◆梁启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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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博大胸怀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三年后，梁启超因此病离世。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思想
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
◆熊十力像
◆熊十力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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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拒客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佛学时，一个人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座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
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笑什么呢？笑他的啰嗦，笑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书呆子气。熊十力主动把自己同人事繁杂诱惑多多的世俗生活拉开距离，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宁静的空间，在孤独中静下心来，专注于内心灵魂的丰实和净化，专注于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扬弃，专注于精神产品的孕育和创造。
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人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最初范型。这一范型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胡适
◆新文化运动浮雕
新儒学和梁漱溟哲学思想
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像
◆梁漱溟的书法
金岳霖的哲学世界
金岳霖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它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晚年的金岳霖
◆金岳霖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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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的《知识论》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金岳霖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金岳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就走。等到他想起来并返回去时，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金岳霖还是重写了。《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的新理学通过融合中西，吸取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和柏拉图主义，运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承接程朱理学，并对其加以改造，建构新理学思想体系，创新发展了程朱理学，在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生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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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六书”名称的来源
之所以叫“贞元六书”，是因为这六本书是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时期写成的，其用意是危机时刻对民族复兴的期待，是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以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贞元”二字颇能传神。元亨利贞，本是中国古人用以意指春夏秋冬四季及与之相关的四种道德价值取向，“贞下起元”者，是严冬过去必有阳春的意思，正是对于中华民族艰苦的抗战充满信心，冯友兰才以哲学家独有的方式将自己的著作看成民族精神动员的一种形式，自命为“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六书”不仅旨在表达中国人的哲学逻辑，更重要的是还蕴涵着中国人深切的民族情怀。
贺麟和他的新心学
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贺麟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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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的抉择
1949年，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但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后来，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