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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告诉我钱是无用的，钱是不重要的。家里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多少钱可以买多少东西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知。正因为这样的脾气和性格，当我看见穿皮裤涂口红大辫子扎得大老高倚靠在门框上的年轻少妇，唾沫横飞嚷嚷着公婆给小叔子大、姑姐多少钱，要讨要多少钱的时候。我的眼里没有旁观者眼里的那种锃亮的目光，就只是觉得有点恶心，我会默默地走开。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最对的，是最纯净的。
上学之后，若是望见了哪个同学在得意地撅着小嘴儿，炫耀着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给自己买了新皮鞋、新款的书包或是漂亮的呢子大衣，我只要看一眼她们眼眶里亮闪闪的光，便会有种瞬间的厌弃，之后又是默默地走开，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越来越依赖母亲，慢慢地似乎整个世界里就只有她成了我唯一的倚靠。每一次相拥，紧紧地抱在妈妈怀里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困难和不愉快都可以烟消云散，也只有在妈妈面前，我像是一个小公主。
手上哪里破皮了，妈妈立刻把我的小手攥在手里，看看到底是怎么了，妈妈的面色会是心疼到不行，那一刻我会感受到什么是感同身受。若是妈妈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切了个口子，她赶紧找什么东西马上要包的时候，那一刻我也会心疼到不行，一瞬间感同身受的腿都软了，满心的难受。
而我和妈妈的无论是手还是腿受伤的时候，父亲若是撞见了，先是会：“哎呀！咋整的啊！”很大地喊上一声，目光只会在血迹的伤口上停留最初看的那一眼，他就会立刻将目光投入别处，去做其他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事情。而那一声喊会让我们深陷自责，陷入无尽的重复思考、重复自责中，觉得让自己受伤了就是我们的罪不应该。
（许多关心看似热情浓厚，但实质很单薄，它穿着华丽唯美的外衣，而这个外衣不是上天赐予的，看起来又不像是谁无端加以的......如果是我，我宁愿不要，最终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没有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他没有真切地接受过爱，也没有真心地付出过爱，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爱，怎么去给与爱。这样的人，他承受不起爱，也不配被爱。）
只要是和妈妈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开心的。从小我就知道妈妈的表姐在美国，而妈妈总是会告诉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出国。除此之外，妈妈告诉我，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只要咱们不犯法，我们是有我们基本的自由的。对待事情的判断，妈妈说，一件事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它就是错的。然而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从小我就没有挨过妈妈打，没有像别的小孩一样承受过“残暴”的谩骂和拳打脚踢似的家教。一是从记事起我深深的自我教育意识和觉得只管听大人话很省事儿的感觉；二是受母亲深深的熏陶，所以如果妈妈对我做了不对的事情，妈妈是会和我说对不起的。
2002
在幼儿园混了两年，我永远是班里反映最慢，作业最晚交，最笨的那个。这一年的九月份，我升入了小学一年级。
记得妈妈给我买的第一个书包是卡其色的，我忽然觉得老妈还是很有品位的，那个时候就知道买卡其色的书包。然而，那个时候那个颜色的书包便宜。有的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家长都会给买白雪公主图案的粉色书包，可那个要50块钱一个呢，上面有好多好多个小的夹层和包包，有的是用来装笔的，有的是用来放中等大小的书的。
老师似乎更青睐于那些穿着漂亮套装裙子的，背着白雪公主书包的同学。
（或许是从小缺少的缘故，我似乎心里一直都住着一个公主梦。喜欢粉红色的小孩子的东西，即便是二十多岁也会时不时地宠一下自己非要给自己买几岁小孩子的玩意。）
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了3班，听说1班是最好的，二班好像也还不错。母亲就一心想给我转班。
还记得那是个下雨天，母亲说，正好下雨天，不用愁自己该穿什么去学校了，直接穿水靴子去了。后来协商的结果是我还留在原来的班级，首先这个班级的教学水平并不低，而且转班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对我并不好。
还记得之后我在一个淡绿色的笔记本上看见母亲工工整整的字迹，那是她的日记：“胡杨今年升入了小学一年级，但是我对于她的这个班级并不是很满意......”现在记起来的语言可能是平常简单的，但读起来是意味深长的，那是一个母亲对于女儿意味深长的一个幸福的记忆和记录。
我觉得尤其是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忙碌于家庭生计，几乎都是用不到笔和纸的。记得那是我不用的笔记本，因为保存得不好有些潮了晾干之后已经褶皱了。而母亲的字迹谈不上是什么字体，她也没有正式地练过什么字，但就是很工整，就像是三好学生的学习笔记。
每天中午上学，妈妈会给我五毛钱的零花钱。班里也有很多同学就只有两毛钱的零花钱。那个时候一包冻水一毛钱、一片辣片一毛钱、一袋刨冰两毛钱、一根小冰棍两毛钱、一根奶油雪糕五毛钱、一瓶小镇自产饮料五毛钱，而一瓶美年达饮料要三块钱。
而同学们喝水都是两个同学一个人拎着一只铁皮小水桶，另一个人拿着一只粗粗的木头棒，去水房接水。所谓的水房就是打更大爷从一间小房子里伸出来的一根长长的塑料水管，哪个班的同学去了，他就开闸放水，经常会是水都满了，管子还流着水，水经常会顺着下坡流到操场上。
而班里有两只小搪瓷缸子，全班同学轮流用那两只缸子喝水，可是我从来没有用公用的缸子喝过水，我觉得脏、不卫生。而少数的爱干净的女生都是没有用过那缸子的，而男生基本上都用过。
这年秋天的一天，放学之后妈妈去接我，告诉我北京的姨姥回来了，晚上去姥姥家吃。姨姥每次来都要带着相机，和家乡的人、老房子合影留念。我的一套棕红色纱料套装衣服是母亲亲手做的，上身是后背带拉链的坎肩，胸前母亲绣了几朵小梅花，因为她的名字里有“梅”字，所以母亲钟爱梅花。下身是直长的裤子，脚上穿的一双圆头带绑带粘胶的棕红色皮鞋，两只鞋子的两侧都各自有一朵小花。鞋子是减价甩货买的，才二十多块钱，坎肩里面的条纹衬衫是表哥穿剩下的。妈妈把我的辫子扎得很低，在二十一世纪就已经几乎没人编麻花辫了，所以母亲用彩色的头绳一节一节地对称绑好，我的刘海剪得齐齐的，看起来和那些穿着蕾丝花边的女孩不一样的，我这一身真的很复古，特别像民国时期的小学生。
到了冬季要吃两顿饭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学生劳动一天，老师组织同学把学校库房里的炉子和铁皮炉筒子搬出来，一个班级一套。把炉筒子搭好，点火的时候若是发现哪里冒烟了，老师就会和点大泥巴给粘上。
两顿饭，顾名思义，就是中午不放学，学生都是从家里带点儿吃的，或者去学校的小卖部买吃的。母亲学着其他家长，去批发部批发了一大袋子面包放在了家里厨房后方的帘子后面做豆腐用的大锅台上。妈妈说，每天上学带一个面包一包草莓奶，这就是我中午的干粮。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就着果味奶把面包嚼在嘴里的这种感觉。
而学校的小卖部，也基本都有方便面、面包这类的东西。小卖部很小，小卧室里面的小炕上只能勉强睡上两三个人，收拾得特别干净，米色的炕席一尘不染、大玻璃矮窗台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小卖部有好几个人忙活着卖货，卧室里只放一个人在里面卖盒饭和包子。现在还能记得那个场景，很多同学脸贴脸地往里挤，嘴里喊着“姨，给我个包子！给我个盒饭！”
卖卷饼和烤肠的会在后门，上不上学总能听见大街上骑着自行车挎着筐的阿姨喊：“卷饼喽！热乎的卷饼喽！”一块钱一张卷饼，一块钱一根烤肠，买到手之后会把烤肠塞到卷饼里吃，这种“神仙吃法”一直持续到上初中。
学校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同学订豆奶，一个学期两大包，一共二十多块钱，一大包里面有很多个小包。没什么零食的时候，我喜欢打开一包就倒在嘴里干吃，甜甜的奶香味儿。
第一次期末考试，妈妈提前给我准备好了铅笔橡皮等考试用具，橡皮是一颗圆形的橙子状。考数学的时候，橡皮滚到了地下，我没敢下地捡，有一道题是一串很小的圆圈，需要把正确的答案填在里面。我写错了，就把它勾掉在上面重新写了，但写的不是很清楚。
考完试回来了，母亲在洗衣服，她总是习惯给我拿上几块钱去医院对面的小卖部买上两块老式肥皂，母亲只认三样东西：舒肤佳香皂、老式肥皂和雕牌洗衣粉。母亲把肥皂握在手里，像山西面点的师傅一样，以刀削面的做法把这肥皂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削进洗衣机。偶尔不够用的时候，她会紧急给我拿两块钱，去家旁边的小卖部买一包雕牌洗衣粉，一块七一包，买完一包还剩三毛钱，母亲说剩下的钱归我了，我就可以买一些小零食回来吃了。
小时候，堂姐和表哥们回到奶家，我总会邀请他们去我家。其实就在一个院子，而且挨着，而我家与奶奶家不同的是，房子要照着他们家的矮上一截，地势上也是，每天我在奶奶家玩儿够了嚷嚷着要回家的时候，都要顺着奶奶家窗下的水泥地走上一会儿，走到头儿了再蹦下去。后来听大人说，我们家住的是“仓子”（也就是仓库）。起初奶奶家的地是一部分地板砖和大部分砖地，而从我记事起家里好久都是土地，但是家里总是被妈妈收拾得很干净，一进屋满是清新的味道。
有一次爷爷奶奶没在家，二堂姐和表哥去了我家，哥哥姐姐吵着要吃鸡排。后来他们去买了两包，就是那种挂着像是“山巴佬”字样的一块钱一包的真空熟食。哥哥姐姐们把包装撕开，挤在桌子上，一人揪起一小块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妈妈说：“原来这就是鸡排啊！鸡排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吃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啥，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这种鸡排类小零食，现在超市有卖大包的，也有散装称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即便是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前，每家花上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上点水果或者蔬菜熟食应该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了。然而，我的母亲却把生活压缩到了极致。
即便是日子再紧，妈妈总是会尽她所能地给我最优质的生活和教育。我也明白，妈妈教会给我的道理就是不想让我随波逐流，让我时刻有一颗时刻清醒的大脑和一颗充满着真真正正爱的纯净的心。
生活中有很多人，他们做不到处处为他人着想，有的人还会做出不对的事情，这让我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我问妈妈我该怎么办？为自己的私利可以和大人说谎，可以欺骗老师换来片刻的休闲不用写作业的时间。我只要想严格遵守守则，就要很累很辛苦，有些艰辛过后，我便继续坚持我觉得对的事情。
若是和同学们一起祸害学校的水了，一不小心做了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会很羞愧地面对我自己，觉得自己太不应该。若是哪位同学让我给帮忙做什么事情，无论是多小的一件事我都会记得。若是同学叫我在哪里等她，人不来，我便会一直一直等，等到我在心里确认好几次她不会来了的时候，当我转身走开的时候我还会些许埋怨自己没有等到人来。
2003年
参加大叔的婚礼，而今想起来，有的时候缘分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在我和妈妈喝喜酒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婶好温柔，和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她很漂亮，很秀气的大眼睛，气质是可以和陈慧琳媲美的。长长的睫毛上面闪闪亮，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假睫毛，不过真的好漂亮。而且大婶的性格温和，说话特别有礼貌。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东北才会有的这个习俗，就是在夫妻俩结婚之后的头一年元宵节是不能在家过夜的，是要出去“躲灯”的，大多都是去亲戚家的。
那一年春节，大叔和大婶来到了奶奶家。还记得他们两个拿的是一箱蛇果和一箱许晴代言的早茶饼。
从小到大，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就不喜欢吃苹果，可以说是我从来都不吃。我总觉得苹果那玩意没啥味。苹果所含的维生素与营养是最多的，可我偏是不吃，有的时候母亲觉得我需要补充这个营养，不多买，就买几个，十来个。后来苹果放在上面都干瘪了，袋子上都落灰了我还是一个都不想吃。
大婶拿来的苹果个头很小，是深红色的，看起来就像塑料的一样漂亮。而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品种的苹果叫“蛇果”。我从没见过那样漂亮的苹果，我真的好想吃一个。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开口朝别人要吃的，开口朝奶奶要吃的。
“那个，那个苹果能给我一个吗？”
“苹果不在那儿吗？”奶奶指了指塑料袋里的那一堆普通苹果。
“不是，我想要我大婶那天来拿的那个。”
“没有了。”
“不可能没有啊。”因为他们前脚刚走，家里就这几个人，就算是当饭吃也吃不完啊。
“没了就是没了。”
“我就要一个，一个就行。”我哀求着，但我也不至于为了要一口吃的而说太多。
“一个也没有了。”
“那你能把那个盒子给我吗？”那个早餐饼的盒子上有两个带，可以拎着，我正想着用这个盒子装娃娃还有那些布头和剪子。我乐呵呵地拎着那个小箱子跑去姥姥家，妹妹吵着要玩儿，但是我担心她太小玩儿剪子不小心再伤了自己，我就把它藏到了电视机旁边的空隙里，但最后还是被她发现了。
当我还在漫无目的地走在姥姥家走廊里观赏那一排花盆的时候，只听见有人惊呼妹妹受伤了。妹妹的整只手掌被剪子穿过去是一条长长的口子。那一年妹妹才四岁，从医院回来之后的好久她的手上都是缠着厚厚的绷带。她说她要吃饼干，姥爷说给她买。
不过，从那以后，即便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我在超市看见那一排排“早茶饼”字眼的时候，我也一块都不想吃。
除了四岁那年打的第一个点滴，这是我打的第二个点滴。还记得那天家里忙着盖羊圈，叫母亲顺道买钉子回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懂得了，原来感觉全身冷再加上头疼就是发烧啊！记得那天所有人都去奶奶那屋去吃饭了，我为了能暖和点就只拿一个小枕头，什么也没铺地躺在炕头的位置上，上面盖点东西感觉能暖和一点，可是不管怎样做我都感觉特别冷。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不被关注的角色，在那个家里有我和没有我都不会有人察觉的，就像每年在过年的餐桌上，没有人会注意我吃没吃完，在没在餐桌上，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 妈妈告诉我钱是无用的，钱是不重要的。家里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多少钱可以买多少东西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知。正因为这样的脾气和性格，当我看见穿皮裤涂口红大辫子扎得大老高倚靠在门框上的年轻少妇，唾沫横飞嚷嚷着公婆给小叔子大、姑姐多少钱，要讨要多少钱的时候。我的眼里没有旁观者眼里的那种锃亮的目光，就只是觉得有点恶心，我会默默地走开。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最对的，是最纯净的。
上学之后，若是望见了哪个同学在得意地撅着小嘴儿，炫耀着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给自己买了新皮鞋、新款的书包或是漂亮的呢子大衣，我只要看一眼她们眼眶里亮闪闪的光，便会有种瞬间的厌弃，之后又是默默地走开，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越来越依赖母亲，慢慢地似乎整个世界里就只有她成了我唯一的倚靠。每一次相拥，紧紧地抱在妈妈怀里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困难和不愉快都可以烟消云散，也只有在妈妈面前，我像是一个小公主。
手上哪里破皮了，妈妈立刻把我的小手攥在手里，看看到底是怎么了，妈妈的面色会是心疼到不行，那一刻我会感受到什么是感同身受。若是妈妈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切了个口子，她赶紧找什么东西马上要包的时候，那一刻我也会心疼到不行，一瞬间感同身受的腿都软了，满心的难受。
而我和妈妈的无论是手还是腿受伤的时候，父亲若是撞见了，先是会：“哎呀！咋整的啊！”很大地喊上一声，目光只会在血迹的伤口上停留最初看的那一眼，他就会立刻将目光投入别处，去做其他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事情。而那一声喊会让我们深陷自责，陷入无尽的重复思考、重复自责中，觉得让自己受伤了就是我们的罪不应该。
（许多关心看似热情浓厚，但实质很单薄，它穿着华丽唯美的外衣，而这个外衣不是上天赐予的，看起来又不像是谁无端加以的......如果是我，我宁愿不要，最终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没有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他没有真切地接受过爱，也没有真心地付出过爱，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爱，怎么去给与爱。这样的人，他承受不起爱，也不配被爱。）
只要是和妈妈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开心的。从小我就知道妈妈的表姐在美国，而妈妈总是会告诉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出国。除此之外，妈妈告诉我，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只要咱们不犯法，我们是有我们基本的自由的。对待事情的判断，妈妈说，一件事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它就是错的。然而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从小我就没有挨过妈妈打，没有像别的小孩一样承受过“残暴”的谩骂和拳打脚踢似的家教。一是从记事起我深深的自我教育意识和觉得只管听大人话很省事儿的感觉；二是受母亲深深的熏陶，所以如果妈妈对我做了不对的事情，妈妈是会和我说对不起的。
2002
在幼儿园混了两年，我永远是班里反映最慢，作业最晚交，最笨的那个。这一年的九月份，我升入了小学一年级。
记得妈妈给我买的第一个书包是卡其色的，我忽然觉得老妈还是很有品位的，那个时候就知道买卡其色的书包。然而，那个时候那个颜色的书包便宜。有的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家长都会给买白雪公主图案的粉色书包，可那个要50块钱一个呢，上面有好多好多个小的夹层和包包，有的是用来装笔的，有的是用来放中等大小的书的。
老师似乎更青睐于那些穿着漂亮套装裙子的，背着白雪公主书包的同学。
（或许是从小缺少的缘故，我似乎心里一直都住着一个公主梦。喜欢粉红色的小孩子的东西，即便是二十多岁也会时不时地宠一下自己非要给自己买几岁小孩子的玩意。）
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了3班，听说1班是最好的，二班好像也还不错。母亲就一心想给我转班。
还记得那是个下雨天，母亲说，正好下雨天，不用愁自己该穿什么去学校了，直接穿水靴子去了。后来协商的结果是我还留在原来的班级，首先这个班级的教学水平并不低，而且转班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对我并不好。
还记得之后我在一个淡绿色的笔记本上看见母亲工工整整的字迹，那是她的日记：“胡杨今年升入了小学一年级，但是我对于她的这个班级并不是很满意......”现在记起来的语言可能是平常简单的，但读起来是意味深长的，那是一个母亲对于女儿意味深长的一个幸福的记忆和记录。
我觉得尤其是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忙碌于家庭生计，几乎都是用不到笔和纸的。记得那是我不用的笔记本，因为保存得不好有些潮了晾干之后已经褶皱了。而母亲的字迹谈不上是什么字体，她也没有正式地练过什么字，但就是很工整，就像是三好学生的学习笔记。
每天中午上学，妈妈会给我五毛钱的零花钱。班里也有很多同学就只有两毛钱的零花钱。那个时候一包冻水一毛钱、一片辣片一毛钱、一袋刨冰两毛钱、一根小冰棍两毛钱、一根奶油雪糕五毛钱、一瓶小镇自产饮料五毛钱，而一瓶美年达饮料要三块钱。
而同学们喝水都是两个同学一个人拎着一只铁皮小水桶，另一个人拿着一只粗粗的木头棒，去水房接水。所谓的水房就是打更大爷从一间小房子里伸出来的一根长长的塑料水管，哪个班的同学去了，他就开闸放水，经常会是水都满了，管子还流着水，水经常会顺着下坡流到操场上。
而班里有两只小搪瓷缸子，全班同学轮流用那两只缸子喝水，可是我从来没有用公用的缸子喝过水，我觉得脏、不卫生。而少数的爱干净的女生都是没有用过那缸子的，而男生基本上都用过。
这年秋天的一天，放学之后妈妈去接我，告诉我北京的姨姥回来了，晚上去姥姥家吃。姨姥每次来都要带着相机，和家乡的人、老房子合影留念。我的一套棕红色纱料套装衣服是母亲亲手做的，上身是后背带拉链的坎肩，胸前母亲绣了几朵小梅花，因为她的名字里有“梅”字，所以母亲钟爱梅花。下身是直长的裤子，脚上穿的一双圆头带绑带粘胶的棕红色皮鞋，两只鞋子的两侧都各自有一朵小花。鞋子是减价甩货买的，才二十多块钱，坎肩里面的条纹衬衫是表哥穿剩下的。妈妈把我的辫子扎得很低，在二十一世纪就已经几乎没人编麻花辫了，所以母亲用彩色的头绳一节一节地对称绑好，我的刘海剪得齐齐的，看起来和那些穿着蕾丝花边的女孩不一样的，我这一身真的很复古，特别像民国时期的小学生。
到了冬季要吃两顿饭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学生劳动一天，老师组织同学把学校库房里的炉子和铁皮炉筒子搬出来，一个班级一套。把炉筒子搭好，点火的时候若是发现哪里冒烟了，老师就会和点大泥巴给粘上。
两顿饭，顾名思义，就是中午不放学，学生都是从家里带点儿吃的，或者去学校的小卖部买吃的。母亲学着其他家长，去批发部批发了一大袋子面包放在了家里厨房后方的帘子后面做豆腐用的大锅台上。妈妈说，每天上学带一个面包一包草莓奶，这就是我中午的干粮。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就着果味奶把面包嚼在嘴里的这种感觉。
而学校的小卖部，也基本都有方便面、面包这类的东西。小卖部很小，小卧室里面的小炕上只能勉强睡上两三个人，收拾得特别干净，米色的炕席一尘不染、大玻璃矮窗台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小卖部有好几个人忙活着卖货，卧室里只放一个人在里面卖盒饭和包子。现在还能记得那个场景，很多同学脸贴脸地往里挤，嘴里喊着“姨，给我个包子！给我个盒饭！”
卖卷饼和烤肠的会在后门，上不上学总能听见大街上骑着自行车挎着筐的阿姨喊：“卷饼喽！热乎的卷饼喽！”一块钱一张卷饼，一块钱一根烤肠，买到手之后会把烤肠塞到卷饼里吃，这种“神仙吃法”一直持续到上初中。
学校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同学订豆奶，一个学期两大包，一共二十多块钱，一大包里面有很多个小包。没什么零食的时候，我喜欢打开一包就倒在嘴里干吃，甜甜的奶香味儿。
第一次期末考试，妈妈提前给我准备好了铅笔橡皮等考试用具，橡皮是一颗圆形的橙子状。考数学的时候，橡皮滚到了地下，我没敢下地捡，有一道题是一串很小的圆圈，需要把正确的答案填在里面。我写错了，就把它勾掉在上面重新写了，但写的不是很清楚。
考完试回来了，母亲在洗衣服，她总是习惯给我拿上几块钱去医院对面的小卖部买上两块老式肥皂，母亲只认三样东西：舒肤佳香皂、老式肥皂和雕牌洗衣粉。母亲把肥皂握在手里，像山西面点的师傅一样，以刀削面的做法把这肥皂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削进洗衣机。偶尔不够用的时候，她会紧急给我拿两块钱，去家旁边的小卖部买一包雕牌洗衣粉，一块七一包，买完一包还剩三毛钱，母亲说剩下的钱归我了，我就可以买一些小零食回来吃了。
小时候，堂姐和表哥们回到奶家，我总会邀请他们去我家。其实就在一个院子，而且挨着，而我家与奶奶家不同的是，房子要照着他们家的矮上一截，地势上也是，每天我在奶奶家玩儿够了嚷嚷着要回家的时候，都要顺着奶奶家窗下的水泥地走上一会儿，走到头儿了再蹦下去。后来听大人说，我们家住的是“仓子”（也就是仓库）。起初奶奶家的地是一部分地板砖和大部分砖地，而从我记事起家里好久都是土地，但是家里总是被妈妈收拾得很干净，一进屋满是清新的味道。
有一次爷爷奶奶没在家，二堂姐和表哥去了我家，哥哥姐姐吵着要吃鸡排。后来他们去买了两包，就是那种挂着像是“山巴佬”字样的一块钱一包的真空熟食。哥哥姐姐们把包装撕开，挤在桌子上，一人揪起一小块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妈妈说：“原来这就是鸡排啊！鸡排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吃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啥，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这种鸡排类小零食，现在超市有卖大包的，也有散装称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即便是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前，每家花上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上点水果或者蔬菜熟食应该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了。然而，我的母亲却把生活压缩到了极致。
即便是日子再紧，妈妈总是会尽她所能地给我最优质的生活和教育。我也明白，妈妈教会给我的道理就是不想让我随波逐流，让我时刻有一颗时刻清醒的大脑和一颗充满着真真正正爱的纯净的心。
生活中有很多人，他们做不到处处为他人着想，有的人还会做出不对的事情，这让我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我问妈妈我该怎么办？为自己的私利可以和大人说谎，可以欺骗老师换来片刻的休闲不用写作业的时间。我只要想严格遵守守则，就要很累很辛苦，有些艰辛过后，我便继续坚持我觉得对的事情。
若是和同学们一起祸害学校的水了，一不小心做了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会很羞愧地面对我自己，觉得自己太不应该。若是哪位同学让我给帮忙做什么事情，无论是多小的一件事我都会记得。若是同学叫我在哪里等她，人不来，我便会一直一直等，等到我在心里确认好几次她不会来了的时候，当我转身走开的时候我还会些许埋怨自己没有等到人来。
2003年
参加大叔的婚礼，而今想起来，有的时候缘分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在我和妈妈喝喜酒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婶好温柔，和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她很漂亮，很秀气的大眼睛，气质是可以和陈慧琳媲美的。长长的睫毛上面闪闪亮，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假睫毛，不过真的好漂亮。而且大婶的性格温和，说话特别有礼貌。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东北才会有的这个习俗，就是在夫妻俩结婚之后的头一年元宵节是不能在家过夜的，是要出去“躲灯”的，大多都是去亲戚家的。
那一年春节，大叔和大婶来到了奶奶家。还记得他们两个拿的是一箱蛇果和一箱许晴代言的早茶饼。
从小到大，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就不喜欢吃苹果，可以说是我从来都不吃。我总觉得苹果那玩意没啥味。苹果所含的维生素与营养是最多的，可我偏是不吃，有的时候母亲觉得我需要补充这个营养，不多买，就买几个，十来个。后来苹果放在上面都干瘪了，袋子上都落灰了我还是一个都不想吃。
大婶拿来的苹果个头很小，是深红色的，看起来就像塑料的一样漂亮。而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品种的苹果叫“蛇果”。我从没见过那样漂亮的苹果，我真的好想吃一个。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开口朝别人要吃的，开口朝奶奶要吃的。
“那个，那个苹果能给我一个吗？”
“苹果不在那儿吗？”奶奶指了指塑料袋里的那一堆普通苹果。
“不是，我想要我大婶那天来拿的那个。”
“没有了。”
“不可能没有啊。”因为他们前脚刚走，家里就这几个人，就算是当饭吃也吃不完啊。
“没了就是没了。”
“我就要一个，一个就行。”我哀求着，但我也不至于为了要一口吃的而说太多。
“一个也没有了。”
“那你能把那个盒子给我吗？”那个早餐饼的盒子上有两个带，可以拎着，我正想着用这个盒子装娃娃还有那些布头和剪子。我乐呵呵地拎着那个小箱子跑去姥姥家，妹妹吵着要玩儿，但是我担心她太小玩儿剪子不小心再伤了自己，我就把它藏到了电视机旁边的空隙里，但最后还是被她发现了。
当我还在漫无目的地走在姥姥家走廊里观赏那一排花盆的时候，只听见有人惊呼妹妹受伤了。妹妹的整只手掌被剪子穿过去是一条长长的口子。那一年妹妹才四岁，从医院回来之后的好久她的手上都是缠着厚厚的绷带。她说她要吃饼干，姥爷说给她买。
不过，从那以后，即便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我在超市看见那一排排“早茶饼”字眼的时候，我也一块都不想吃。
除了四岁那年打的第一个点滴，这是我打的第二个点滴。还记得那天家里忙着盖羊圈，叫母亲顺道买钉子回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懂得了，原来感觉全身冷再加上头疼就是发烧啊！记得那天所有人都去奶奶那屋去吃饭了，我为了能暖和点就只拿一个小枕头，什么也没铺地躺在炕头的位置上，上面盖点东西感觉能暖和一点，可是不管怎样做我都感觉特别冷。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不被关注的角色，在那个家里有我和没有我都不会有人察觉的，就像每年在过年的餐桌上，没有人会注意我吃没吃完，在没在餐桌上，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