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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谁家的母羊产下了多少羊羔，存活了多少、怎么护理母羊和小羊羔......那种优秀的、长得强壮高大、羊角特别大，用来和母羊交配产崽的公羊被称为“耙子”。有的人家羊养得不多，优秀的羊数量少，往往就会去养羊数量多的人家去借一个“耙子”来用。而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童言无忌地在酒桌上问了父亲一句“爸，啥是耙子呀？”
记得那天，我被父亲一把拽着肩膀甩到了一旁。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回家的路上，我边在前面走，父亲就在后面不停地用脚踹我的屁股，一直踹到家，打开家门还不停地踹，我就一直哭。后来，都到十来岁了，在大舅家看见舅妈说要给“耙子”的羊角锯掉一块，因为怕它会顶坏其他的羊。我就问舅妈什么是耙子？舅妈说，耙子和母羊在一起才能生出小羊啊！
而那个时候，处理伤口都是用紫药水，偶尔妈妈会用棉球沾上一些涂在我的脑门儿上，那是一种凉凉的沙沙的感觉，伤口还没彻底长好之前很多时候是很疼的，我也从来不喊疼。护士长奶奶的老公刘爷爷每次看见我就逗我“胡杨啊！你那脑门儿上的疤（愣）咋整呀！长大让你爷给拿钱做美容去啊！”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父亲就只有恐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就会发火，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不让做的事情我们就必须不许做，他说让做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做。而他的面色只要一凝重，只要强硬去要求做什么，妈妈便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脸上很少有一丝喜悦；若是我和妈妈做了让他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家里有些许凌乱，偶尔的一顿饭做晚了，或是我玩的玩具或者是剪纸弄得有点乱了，他的表情一凝重，母亲细微的呼吸便瞬间变得似乎困难起来了，母亲便立刻会有种无地自容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父亲的脸上表现的是一种不容人可以有失误的严格，瞪大了眼睛，决绝对对彻彻底底地指责，而这会使人有种坠入深渊、深陷泥潭无法自拔、无法呼吸的感觉。
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便开始恐惧和父亲说话。在每次准备和父亲说话之前，我都要把自己想说的话在心里对着自己说上好几遍，再三确认自己说出来不会让父亲不满意，不会有问题之后再说出来。
那个时候的紫药水是一小塑料瓶的紫色药剂，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棉签，只有白色大块的棉球，把棉球捏在手里，往额头中间点一点、按一按。药水有点酒精、也有点木屑的味道，没有太浓的药水味。爸爸说用不用他帮我涂，我说不用。
每次妈妈带我去医院，妈妈都告诉我医院是最脏、细菌最多的地方，叫我不要碰门把手。记忆中每次都是妈妈用力握着那只粗壮厚厚的铁把手，我就只管慢慢走进去。虽然我的衣服很多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但即便是旧的，妈妈都会把白衣服洗得雪白，把粉色的衣服外套洗得粉嫩，洗得印花字母图案都掉了。这个时候看的不是这件衣服是否时髦，而是真的很干净。出门之前总要撕下一段干净的卫生纸，叠好之后放在兜里。最早不时兴戴像现在这种一次性口罩，都是那种厚厚纱布的，两边带两根绳，我们娘俩的习惯是出门必戴口罩，即便我嫌口罩闷也必须要戴。
那个时候的卫生条件没有现在好，医院的医疗垃圾就往火车站下的平地一倒，太平间门口正对着街道，记忆中每次路过的时候便会听到许多声音，若是碰上刮风的天气，垃圾堆便会乱舞起来。而冬天的大街上总有冻得或大或小的冰块。
而妈妈总是会引导我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培养我发现美、挖掘美、享受美的这个过程。地上泼水冻住的画面，妈妈指着地上问我：“大闺女，你看这像是什么？”
“妈，它像一只小狗。妈妈，你看这个像竹子！”而我若是能够把冰描绘成什么，妈妈定会对我赞不绝口地夸奖，而我有了妈妈的表扬和肯定，内心之中便会觉得自己很棒很棒。
2000年
把脑门儿上的那块胎记处理掉之后，2000年的秋天，我终于和其他的小孩一样地上了幼儿园。
为了遮住脑门儿上的那道疤，妈妈总是拿口红在我的脑门儿中央点一个红点儿。那红点儿一直点到我上一年级，记忆中上了一年级了母亲也就没有再给我点过了。
第一天放学回到家，妈妈在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发现我的腰都磕青了，问了我才知道是被一个小男孩从秋千上踹下来了。记得平时特别含蓄温柔的妈妈都有些着急了，带有指责意味的语气和别人讲：“这孩子，那腰都被踹青了，也不知道告诉老师，也没哭！”
幼儿园的田老师对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细心有耐心的，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学写字，打算盘。而她看见妈妈的时候的总是说：“这孩子这手，适合学钢琴啊。”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镇，别提是钢琴了，就是电子琴的学习班也是寥寥无几。而妈妈总会握着我细长白皙的手说：“可惜啊，咱家没有那个条件，让我闺女学钢琴多好！”老姨家有一部长得特别像小电脑的计算机，里面有万年历、也有简单的音乐，键盘只能打出“嗖、咪、发......”几个音，而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拿手指戳着那几个按键，模仿着人们弹钢琴的样子。
（我慢慢长大，总是能听见周围人对于我的那双手的夸赞。还记得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欢欢摁住我的手指，大喊“哎！你们快看看她这手指头，太好玩了。”我的手指除了细长、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指甲长得小，我总是笑着说“还没长开呢！”，还是婴儿时的形状一直到现在，指甲小小的，而且还不好剪。）
每次给别人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大家都会问我，为什么小时候那么胖，长大了却那么瘦。总会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可胖了，可自从上了幼儿园就“压住火了”，开始变得瘦弱起来了。
似乎到现在我都不大爱吃香蕉，但每次看见那焦黄、硕大而粗壮的一排排一根根的时候，我都会有种莫名的欢喜。妈妈说，她去接我放学回家，我立刻就拿小手把眼睛捂上了，她不知道是为什么，一个劲儿地问我。我就指了指一个正在吃香蕉的小朋友，因为我知道妈妈没钱。母亲每次提起没能给我好的生活的时候，总会提起这件事，也总会说觉得特别对不住我。
我的脑子很笨，用笨得像头熊一样来形容我一点也不为过，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反应慢。每次想起“珠脑速算”的时候，总觉得应该是“猪脑速算”。大于号和小于号上了中班才分清。
所以，上了大学以后，我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还用笨法子数手指头的时候，脑子反应慢的时候。总会有人说我“哎呀！那到底是咋考上大学的啊？不易啊！”我高中数学从来不超过50分，就靠别的科目拿分，所以，即便我别的科目学得再好，我数学学得不好，总成绩也永远一般。
记得上初中的一次，幼儿园老师看见我就逮住我不撒手：“哎妈呀！哎妈呀！你上小班的时候不是老笨了吗？哎妈呀！这孩子现在学习能这么好？”就是这样一句话，几乎传遍了整栋宿舍楼，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算数不好。
妈妈有的时候忙，就会让爷爷或者是别人老早地来幼儿园等我放学。可是有一天，我怎么等都等不到，眼看着一个一个的小朋友都和家长回家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三个孩子待在幼儿园。
老师说，“你就和雪儿妈妈一起回家吧，你们两家是邻居。”我的记忆是零碎的，只记得那天，风很大，快落日的夕阳是橘红色的。感觉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小很小，大人的样子是那么那么得高，那天，我没有拉着妈妈的手回家。
除了学生家长，幼儿园里几乎不会来什么其他的人，而在供电所上班的舅爷每个月都要去那里收水费。记忆中的他总是穿着夹克西装带着一个黄不拉几中等大小的包，他习惯伏案在一张课桌上，基本是在靠后的位置上，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单子，一边用笔不停地写着。那个时候，我会告诉同学们“那是我舅爷！”
我喜欢蜷着身子睡觉，把膝盖抵到脑门儿。再或者就是把两条腿摆开最大的角度。
“摆好姿势再睡！”
“行，摆好姿势再睡。”妈妈有时候也拿我是没有办法的。
我从来不向妈妈要好吃的，漂亮衣服，因为我知道她没钱。有的时候妈妈问我想不想吃，我会故意装出不喜欢或者是不想要的表情。不过我的“表演”也有失败的时候，她会猜出来，然后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那个时候，孩子可以选择在幼儿园吃，基本都是一菜一饭，老师家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一顿饭一块钱。不过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夏天的时候回家吃，冬天的时候家长给带点儿方便面、饼干、面包什么的对付一口。也可以用饭盒提前装好饭和菜的，幼儿园都会提前给热好，基本都是铁饭盒，到了吃饭的时候校长会用厚厚的湿抹布垫着把饭盒端到每个同学的座位前。
只有老师才坐椅子，普通同学都是坐长条的凳子，而小孩子淘，把凳子弄翻弄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很多小朋友都钻到凳子底下，桌子底下去打滚，其中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手里拿了一包银闪闪的小包装方便面调料，然后问“你们谁吃汤料？”几个孩子都喊吃，都把小手伸出来了，有调料的那个孩子就会把调料包撕开一个特别小的口子，然后在每个人的手上倒那么一点儿，小伙伴儿们就会抱着手去舔手心里的调料。至今还记得，那味道很咸，有点像中药味，但又有点甜。
幼儿园里的玩具设施基本都是铁焊的，上面再刷上五颜六色的油漆。有一个大转盘，同学们上去之后找位置坐好后，等着老师使劲儿一推，然后伴随着欢呼声，这些同学就会被转起来。记得那个时候，班里有个最大的胖子，那吨位可以顶上好几个同学了，没人玩儿那个转盘的时候，他可以一脚着地，双手把着使劲儿，然后一抬腿，自己可以带着自己转一圈。
平常日子很少能够吃上什么水果，有很多同学都是家里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唯一的零食就是中午在幼儿园订的一人一根的雪糕。记得有一位同学在外面剥了一个桔子，是那种绿皮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过那个颜色的桔子，平时基本都是在深冬至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的桔子不都是黄色的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青桔子一定不好吃。直到现在自己也不大喜欢吃青桔子。
院里的秋千都是厚木板上面栓上粗麻绳，秋千的位置距离幼儿园的围墙比较近。小孩儿都比较天真，荡秋千的时候都使劲儿用脚蹬一下地，然后紧紧握住俩麻绳，甩着膀子使劲儿荡，看谁荡得高，荡得远，看能不能荡到院墙之外。
那个时候流行一个古装喜剧，里面有黑豆和白豆两个角色。而供水所斜对面的小卖部里面恰巧有白巧克力豆和黑巧克力豆。我和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过，一听电视剧里面喊就特别想吃。老姨告诉我“外闺儿，等你老姨夫下班回来了就给你买奥！”后来，我们几家在老姨亮堂堂的家中吃饭的时候，老姨悄悄和我说，拿出来吃一包，另一包藏在了淡蓝色的电视罩下，我偷偷看了一眼觉得特别开心。
我从小就要比一般孩子长得高一些，也就是俗称的傻大个儿。家里平时没有什么客人，不过年不过节的时候，凳子都是放在东边的仓库里的，所以记忆中每年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仓库里取板凳。哥哥比我大四岁，我看见他那么能拿，一只手上挎一个他又发现自己还能拿，就又拿了一个，实在是拿不了四个就拿着那三个走了。
那个时候我才六岁，奶奶家都是找木匠打的新的实木的大凳子，那一个就比较沉，而且棱角也没有打磨，只刷了一层油漆，凳子底下的部分还是有没刷漆的部分，会翘起来刺，我就管那个东西叫毛毛。才比凳子高不了多少的我就可以一边挎上一个，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着，那个还没有磨平的凳子菱角咯得我胳膊上红色的一道道痕迹。
我把凳子拿进屋，放在地上，就有人问我“胡杨，过年几岁啦？”我说“六岁。”
记得那一年家里包地种西瓜。有一天中午地面的沙土都热得滚烫，大哥带着我去瓜地，说摘个瓜吃。我们摘了一个瓜下来，大哥“啊~”的一声，一拳头砸在西瓜上，然后大力气把瓜掰开，可是里面不是红色的，而是白色的。大哥掏了一口放嘴里，说了一句“老妹儿，没熟！”我们两个又不知道该把剩下的瓜放哪儿，那里有一颗被砍掉的大树，切面的四周已经长出来许多树枝出来了，大哥就是把那个还没熟的白瓤西瓜藏在了那里。
后来大人们发现瓜好像被摘了，瓜地也有人来过。后来这些“神探”们就分析脚印，一个大一个小，一看就不是大人的，问我们两个小孩，我俩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案子”终于破了。
我喜欢玩儿过家家，妈妈不要的破菜刀，不要的瓶瓶罐罐都是好东西。找来一块木板就是“菜板”，把瓶瓶罐罐里面装上土就是“盐”了，抓来一些草放在板子上，用菜刀去剁，这就是做饭了。可是小孩子难免有毛手毛脚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剁到手了，还好问题不大，是左手的一小块指甲差点剁掉。我起初感觉疼，可是挺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可以承受了。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去爷爷的酒缸里用杯子淘点酒出来忍着疼洗一洗。因为我怕妈妈看见了会心疼，所以就没有告诉妈妈。我那个时候太小了，那怎么能瞒得住啊，妈妈抓起来我的小手，问我“咋整的啊？”我不知声，她回头看看我玩儿的那套东西“菜刀剁的？”我点了点头。至今比较清楚的，大拇指上的指甲盖被切得裂开了一小块，记忆中颜色比较紫。
比如谁家的母羊产下了多少羊羔，存活了多少、怎么护理母羊和小羊羔......那种优秀的、长得强壮高大、羊角特别大，用来和母羊交配产崽的公羊被称为“耙子”。有的人家羊养得不多，优秀的羊数量少，往往就会去养羊数量多的人家去借一个“耙子”来用。而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童言无忌地在酒桌上问了父亲一句“爸，啥是耙子呀？”
记得那天，我被父亲一把拽着肩膀甩到了一旁。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回家的路上，我边在前面走，父亲就在后面不停地用脚踹我的屁股，一直踹到家，打开家门还不停地踹，我就一直哭。后来，都到十来岁了，在大舅家看见舅妈说要给“耙子”的羊角锯掉一块，因为怕它会顶坏其他的羊。我就问舅妈什么是耙子？舅妈说，耙子和母羊在一起才能生出小羊啊！
而那个时候，处理伤口都是用紫药水，偶尔妈妈会用棉球沾上一些涂在我的脑门儿上，那是一种凉凉的沙沙的感觉，伤口还没彻底长好之前很多时候是很疼的，我也从来不喊疼。护士长奶奶的老公刘爷爷每次看见我就逗我“胡杨啊！你那脑门儿上的疤（愣）咋整呀！长大让你爷给拿钱做美容去啊！”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父亲就只有恐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就会发火，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不让做的事情我们就必须不许做，他说让做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做。而他的面色只要一凝重，只要强硬去要求做什么，妈妈便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脸上很少有一丝喜悦；若是我和妈妈做了让他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家里有些许凌乱，偶尔的一顿饭做晚了，或是我玩的玩具或者是剪纸弄得有点乱了，他的表情一凝重，母亲细微的呼吸便瞬间变得似乎困难起来了，母亲便立刻会有种无地自容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父亲的脸上表现的是一种不容人可以有失误的严格，瞪大了眼睛，决绝对对彻彻底底地指责，而这会使人有种坠入深渊、深陷泥潭无法自拔、无法呼吸的感觉。
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便开始恐惧和父亲说话。在每次准备和父亲说话之前，我都要把自己想说的话在心里对着自己说上好几遍，再三确认自己说出来不会让父亲不满意，不会有问题之后再说出来。
那个时候的紫药水是一小塑料瓶的紫色药剂，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棉签，只有白色大块的棉球，把棉球捏在手里，往额头中间点一点、按一按。药水有点酒精、也有点木屑的味道，没有太浓的药水味。爸爸说用不用他帮我涂，我说不用。
每次妈妈带我去医院，妈妈都告诉我医院是最脏、细菌最多的地方，叫我不要碰门把手。记忆中每次都是妈妈用力握着那只粗壮厚厚的铁把手，我就只管慢慢走进去。虽然我的衣服很多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但即便是旧的，妈妈都会把白衣服洗得雪白，把粉色的衣服外套洗得粉嫩，洗得印花字母图案都掉了。这个时候看的不是这件衣服是否时髦，而是真的很干净。出门之前总要撕下一段干净的卫生纸，叠好之后放在兜里。最早不时兴戴像现在这种一次性口罩，都是那种厚厚纱布的，两边带两根绳，我们娘俩的习惯是出门必戴口罩，即便我嫌口罩闷也必须要戴。
那个时候的卫生条件没有现在好，医院的医疗垃圾就往火车站下的平地一倒，太平间门口正对着街道，记忆中每次路过的时候便会听到许多声音，若是碰上刮风的天气，垃圾堆便会乱舞起来。而冬天的大街上总有冻得或大或小的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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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脑门儿上的那块胎记处理掉之后，2000年的秋天，我终于和其他的小孩一样地上了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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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放学回到家，妈妈在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发现我的腰都磕青了，问了我才知道是被一个小男孩从秋千上踹下来了。记得平时特别含蓄温柔的妈妈都有些着急了，带有指责意味的语气和别人讲：“这孩子，那腰都被踹青了，也不知道告诉老师，也没哭！”
幼儿园的田老师对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细心有耐心的，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学写字，打算盘。而她看见妈妈的时候的总是说：“这孩子这手，适合学钢琴啊。”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镇，别提是钢琴了，就是电子琴的学习班也是寥寥无几。而妈妈总会握着我细长白皙的手说：“可惜啊，咱家没有那个条件，让我闺女学钢琴多好！”老姨家有一部长得特别像小电脑的计算机，里面有万年历、也有简单的音乐，键盘只能打出“嗖、咪、发......”几个音，而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拿手指戳着那几个按键，模仿着人们弹钢琴的样子。
（我慢慢长大，总是能听见周围人对于我的那双手的夸赞。还记得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欢欢摁住我的手指，大喊“哎！你们快看看她这手指头，太好玩了。”我的手指除了细长、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指甲长得小，我总是笑着说“还没长开呢！”，还是婴儿时的形状一直到现在，指甲小小的，而且还不好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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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初中的一次，幼儿园老师看见我就逮住我不撒手：“哎妈呀！哎妈呀！你上小班的时候不是老笨了吗？哎妈呀！这孩子现在学习能这么好？”就是这样一句话，几乎传遍了整栋宿舍楼，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算数不好。
妈妈有的时候忙，就会让爷爷或者是别人老早地来幼儿园等我放学。可是有一天，我怎么等都等不到，眼看着一个一个的小朋友都和家长回家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三个孩子待在幼儿园。
老师说，“你就和雪儿妈妈一起回家吧，你们两家是邻居。”我的记忆是零碎的，只记得那天，风很大，快落日的夕阳是橘红色的。感觉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小很小，大人的样子是那么那么得高，那天，我没有拉着妈妈的手回家。
除了学生家长，幼儿园里几乎不会来什么其他的人，而在供电所上班的舅爷每个月都要去那里收水费。记忆中的他总是穿着夹克西装带着一个黄不拉几中等大小的包，他习惯伏案在一张课桌上，基本是在靠后的位置上，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单子，一边用笔不停地写着。那个时候，我会告诉同学们“那是我舅爷！”
我喜欢蜷着身子睡觉，把膝盖抵到脑门儿。再或者就是把两条腿摆开最大的角度。
“摆好姿势再睡！”
“行，摆好姿势再睡。”妈妈有时候也拿我是没有办法的。
我从来不向妈妈要好吃的，漂亮衣服，因为我知道她没钱。有的时候妈妈问我想不想吃，我会故意装出不喜欢或者是不想要的表情。不过我的“表演”也有失败的时候，她会猜出来，然后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那个时候，孩子可以选择在幼儿园吃，基本都是一菜一饭，老师家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一顿饭一块钱。不过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夏天的时候回家吃，冬天的时候家长给带点儿方便面、饼干、面包什么的对付一口。也可以用饭盒提前装好饭和菜的，幼儿园都会提前给热好，基本都是铁饭盒，到了吃饭的时候校长会用厚厚的湿抹布垫着把饭盒端到每个同学的座位前。
只有老师才坐椅子，普通同学都是坐长条的凳子，而小孩子淘，把凳子弄翻弄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很多小朋友都钻到凳子底下，桌子底下去打滚，其中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手里拿了一包银闪闪的小包装方便面调料，然后问“你们谁吃汤料？”几个孩子都喊吃，都把小手伸出来了，有调料的那个孩子就会把调料包撕开一个特别小的口子，然后在每个人的手上倒那么一点儿，小伙伴儿们就会抱着手去舔手心里的调料。至今还记得，那味道很咸，有点像中药味，但又有点甜。
幼儿园里的玩具设施基本都是铁焊的，上面再刷上五颜六色的油漆。有一个大转盘，同学们上去之后找位置坐好后，等着老师使劲儿一推，然后伴随着欢呼声，这些同学就会被转起来。记得那个时候，班里有个最大的胖子，那吨位可以顶上好几个同学了，没人玩儿那个转盘的时候，他可以一脚着地，双手把着使劲儿，然后一抬腿，自己可以带着自己转一圈。
平常日子很少能够吃上什么水果，有很多同学都是家里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唯一的零食就是中午在幼儿园订的一人一根的雪糕。记得有一位同学在外面剥了一个桔子，是那种绿皮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过那个颜色的桔子，平时基本都是在深冬至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的桔子不都是黄色的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青桔子一定不好吃。直到现在自己也不大喜欢吃青桔子。
院里的秋千都是厚木板上面栓上粗麻绳，秋千的位置距离幼儿园的围墙比较近。小孩儿都比较天真，荡秋千的时候都使劲儿用脚蹬一下地，然后紧紧握住俩麻绳，甩着膀子使劲儿荡，看谁荡得高，荡得远，看能不能荡到院墙之外。
那个时候流行一个古装喜剧，里面有黑豆和白豆两个角色。而供水所斜对面的小卖部里面恰巧有白巧克力豆和黑巧克力豆。我和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过，一听电视剧里面喊就特别想吃。老姨告诉我“外闺儿，等你老姨夫下班回来了就给你买奥！”后来，我们几家在老姨亮堂堂的家中吃饭的时候，老姨悄悄和我说，拿出来吃一包，另一包藏在了淡蓝色的电视罩下，我偷偷看了一眼觉得特别开心。
我从小就要比一般孩子长得高一些，也就是俗称的傻大个儿。家里平时没有什么客人，不过年不过节的时候，凳子都是放在东边的仓库里的，所以记忆中每年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仓库里取板凳。哥哥比我大四岁，我看见他那么能拿，一只手上挎一个他又发现自己还能拿，就又拿了一个，实在是拿不了四个就拿着那三个走了。
那个时候我才六岁，奶奶家都是找木匠打的新的实木的大凳子，那一个就比较沉，而且棱角也没有打磨，只刷了一层油漆，凳子底下的部分还是有没刷漆的部分，会翘起来刺，我就管那个东西叫毛毛。才比凳子高不了多少的我就可以一边挎上一个，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着，那个还没有磨平的凳子菱角咯得我胳膊上红色的一道道痕迹。
我把凳子拿进屋，放在地上，就有人问我“胡杨，过年几岁啦？”我说“六岁。”
记得那一年家里包地种西瓜。有一天中午地面的沙土都热得滚烫，大哥带着我去瓜地，说摘个瓜吃。我们摘了一个瓜下来，大哥“啊~”的一声，一拳头砸在西瓜上，然后大力气把瓜掰开，可是里面不是红色的，而是白色的。大哥掏了一口放嘴里，说了一句“老妹儿，没熟！”我们两个又不知道该把剩下的瓜放哪儿，那里有一颗被砍掉的大树，切面的四周已经长出来许多树枝出来了，大哥就是把那个还没熟的白瓤西瓜藏在了那里。
后来大人们发现瓜好像被摘了，瓜地也有人来过。后来这些“神探”们就分析脚印，一个大一个小，一看就不是大人的，问我们两个小孩，我俩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案子”终于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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